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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虽然政府及时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以期推动中国经济均衡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同时应该看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基本态势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复苏仍可能经历一个较长和曲折的过程。

为帮助各界准确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决定在京举办“第六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本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办，国研网?国研大讲堂承办，届时我们将广泛邀请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在内的政府决策机构官员和国内外研究机构知名学者共同分析研讨2009年上半年全球及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和下半年经济发展趋势、我国对外贸易怎样过冬、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如何继续刺激经济发展、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和实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助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论坛组委会诚挚地邀请您出席本次论坛，我们相信，您的支持将有助于推动各级政府、经济学界、行业界间的有效沟通，实现信息的多向交流。有关论坛最新信息资料请登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www.drcnet.com.cn）。

第六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
时间：2009年7月26日上午
主办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承办单位：国研网·国研大讲堂
专　　题：产业振兴规划与行业政策解读
主持人：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巡视员

演讲题目：危机与对策——产业振兴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演讲人：吕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演讲内容：

主持人魏加宁：大家早上好，现在继续开会。

今天邀请的第一位演讲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产业振兴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吕政所长是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现在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工业发展理论与政策，现在我们欢迎。

吕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早上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危机与对策——产业振兴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这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发挥了基础的作用，因此政府制定产业规划是有指导性和引导性的，真正影响的是市场的供需关系和宏观经济的大的走势。今天我围绕这样的题目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做一个整体的不作细化的介绍，下面还有具体讲钢铁工业的。
第一是产业振兴规划的基本要求，第二制定产业振兴规划的紧迫性。第三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第四产业振兴对结构调整的要求，最后有时间的话讲一下关于技术创新问题。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防止工业经济衰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去年以来发布了包括物流业在内的以工业为主导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些产业振兴规划的具体内容很多，我觉得归纳起来它应当说不管是哪个产业，它的基本要求是基本上相同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次不是量的扩张，而是要提高速度和效率。
另外为什么要制定这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根据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实际上是美国的宏观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出了问题，说到底是美国的实体经济有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实体经济进入21世纪以来不像90年代以IT产业为主导的高速增长，出现了增长非常缓慢的情况。而这种缓慢又没有新的技术创新的成果来支撑新的产业，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样大量剩余的流动资本进入了资本市场兴风作浪，最后引发了次贷和金融危机，这又与整个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有关系。所谓的长周期被认为是时间到了新世纪并没有出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日新月异，而科技进步处在一种相对孕育的阶段，无论是IT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新能源产业。看最近八年有哪一项能够引起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引起高速增长的这样的科学技术成果？没有。所以，与科学技术进步的长周期有关系。
因此，就中国来讲必须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和综合国力的基础。十大产业振兴发展是需要有竞争力来提高的，这跟整个的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运行，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大大提高有关系。
应该说刚才已经讲了产业振兴的规划实施既要发挥市场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政府在促进产业发展中进行宏观调控，作为实施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科技政策、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环保政策的重要依据。这是关于产业振兴规划一般的综述。
这些内部概括起来有六点，这是产业振兴规划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第一，扩大国内需求，为产业振兴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现在产业发展最主要的矛盾不是生产能力的问题，而是市场需求的问题。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第三，加快企业重组、优化产业布局。这布局既包含了大中小的布局也包括了区域布局的重新调整。第四，淘汰落后企业和落后生产能力。第五推动技术创新。第六，转变对外贸易方式，促进出口。这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内容很多，归纳起来共同点和核心关键要素的内容主要是这六个方面。
另外产业振兴规划阐述了现阶段我国主要工业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和任务。如果有什么影响，这个产业的实施对中国的工业结构、工业布局、区域发展战略、产业组织、企业行为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是我讲的综述性的第一个关于产业振兴规划的基本点与要求。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制定这个产业振兴规划，为什么产业振兴规划具有紧迫性都体现在什么地方？我想概括来讲，主要是中国工业发展条件变了，形势变了，如果我们的发展战略、策略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不变，就很难适应现阶段和未来的经济整个发展趋势的变化。
第一，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是由于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尽管今年以来原油价格从去年的147美元/桶降到了40多美元，后来又回升到60、70美元一桶，原油价格持续回升仍然是必然的趋势。再说铁矿石，中国的矿石至少要进口50%，而且是受制于人，在谈判当中中国是非常容易出汉奸，内外勾结的地方，北京大学毕业的胡仕泰作为间谍抓起来，加入了澳洲国籍了，据报道个人的资产已经过亿，这完全是吸中国人民的血。这几年中国人铁矿石进口多花了7000亿元人民币。资源性供给矛盾日益突出。办法三条，第一，流水快流，开发资源破坏环境没有可持续性。第二是提价，这是调节杠杆的基本矛盾，是市场的基本规律。提价有一个限度，你的价格调出了国际价格之后，我们下游的加工制造业的成本等消化能力要受到限制，提价也有一定的限度。第三是走出去，到海外去寻找资源供应基地，但是走出去要受到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制约，我们到非洲要受到老殖民主义的排斥，现在又出现了新疆的恐怖主义的组织，扬言对中国在北非开发的企业实施恐怖袭击。这三条路子都是出路，最根本的是要靠降低我们的资源消耗。
另外一方面，我国工业构成中的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显著提高。现在中国工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重化工业的比重和轻纺工业的比重在数值当中是7：3，重化工业占了将近70%。但是在工业价值的构成当中，增加值只占28%到29%，72%是转移的物化劳动的价值，因此企业降低成本的重点必须放在降低物化劳动消耗上。为什么日本用6亿吨标准煤生产出至少相当于中国按美元换算GDP的总量是一样的，而中国消耗26、27亿吨的标准媒体生产的GDP和美国、日本是一样的，这就说明了我们的产业结构是有问题，这个数据当然不能比，但是这个大的方向是能够比较出来，我们必须把降低成本盯在物化劳动转移这一块，70%大头这一块。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从总的来讲，中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还存在，但是按照我们社科院人口所的研究，2005年中国劳动力供求的关系出现了拐点，这是有争议的，我不认为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拐点”，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趋势。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总量的低增长时期的这个阶段已经到来，城乡青壮劳动力的比例在下降。因此，劳动力价格上升也不可避免。韩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5000美元的时候，他的人均工资水平也涨了5倍，和GDP的增长是同步的。而中国的人均工资水平和GDP的增长是不同步的，尤其是普通工人的工资。所以不要埋怨原来的劳动社会保障部出台的企业《劳动合同法》，根据我们的调查，凡是规范的规规矩矩的原来按照该上的就上，该加班给加班工资的企业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原来是靠榨取超额劳动的这部分不规范的企业感觉到压力很大，从不规范到规范要提高成本。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的数字，其实我们实际上是要高于这样的水平，从2008年、2000年相比，国有工业企业平均工资涨了130.7%,集体工业企业平均工资涨117.7%，其它类型的也将近翻了一番，比如说2000年农民工的工资是600元钱，现在可能要涨到1000、1200，高的达到1500，工资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工资要变动，因为社会劳动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在变，过去手机是奢侈品，现在每个月支付的手机话费是必要花费，要找工作要联系，这是生活必需品，鸡蛋、鸡肉的价格都变了，劳动力成本不应该涨吗？这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必要劳动费用的提高，工资上升尤其是在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必然的。
第三，供求关系的变化。这分为两个阶段，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末期，中国的消费品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基本上实现了供大于求，形成了买方市场。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的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到了2008年下半年10月份开始出现了拐点，除了能源之外，大部分的原材料的生产也出现了供大于求，机械、电子、装备制造，一般的产品的供大于求，转向了重化工业投资品。
这种矛盾的出现使当前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产业部门的发展都面临着普遍的难题，企业、地方政府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问题是干什么，不是中国缺钱，中国不差钱。但是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向。有了好的投资方向没有技术，或者是没有能力。有人说中国的科技投入的1/3是拉动了德国、美国和日本的需求，而我们的科技投入每年至少在5000亿，1/3多就是1600亿，这干什么是采购了德国、日本、美国包括瑞士等工业发达国家先进的设备和仪器。这就是市场需求，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购，因为我们自己干不了。这也就是说现在一般的传统产业的产品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供大于求，而新的高技术的附加价值高的产业我们又干不了，因此现在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中国的工业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
第四，国际贸易条件变化。贸易条件变化，我想有整体的判断，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贸易井喷式的增长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过去2008年以前我们进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25%左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急剧下降，这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相关，我想也有一个整个贸易格局的变化相关。中国成为第二贸易大国，贸易摩擦增加不可避免，至少全世界反倾销案例的60%左右是针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第二，人民币升值仍然是必然的趋势，2008年和2004年相比人民币升值至少在19%到20%。第三，加大了技术质量标准非关税壁垒的措施来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现在在分析比如说今年下半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节能减排能源会议，会不会发达国家提出所谓的“碳税”的新主张。现在很难确定，在节能减排如果有国家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你要加上所谓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税，这是非关税壁垒。
第四个变化是世界经济衰退，外需下降。今年进出口贸易出现负增长或零增长的情况已成定局
第五个变化是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上升。所谓社会责任，这就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对的，但是你在赚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你赚钱让别人也过得下去，而不是损害别人的利益。三鹿奶粉事件造成的灭顶之灾是在于他赚钱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最后三鹿破产倒闭。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讲社会责任不是企业一定要做慈善事业，当慈善家做好事，现在强调的是两个起码的强制性的责任是要执行的。第一，按照国家的标准生产提供符合技术质量标准的产品，而不是做假冒伪劣。第二，国家环保局规定的排放的标准和治污的标准必须要达标，这几年这个标准也在不断提高。这两个指标的提高和强制性的执行是企业进社会的底线而不是要企业家去当慈善家，但这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治理污染的投入。
这五个变化说明了中国工业发展条件已经变了，长期以来高耗能、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很难继续下去了。因此产业振兴在客观上要求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五，我们制定产业振兴规划不仅仅是针对目前的工业增长速度下行、针对外需不足，它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从长期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工业发展的条件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既影响着当前又影响着今后。这是表明制定产业振兴规划具有紧迫性。
第三个问题，关于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我们讲生产能力的确定不能按照需要来确定，从需要上看，中国现在没有不需要的东西。要需要干的事情还多呢，农民家庭的摆设、吃、穿、用、住和城里差别很大，需要不是出发点，需求是指有没有钱买，有没有支付的能力，这才是决定生产能力大小的界限。因此，2002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大规模的投资，陆续形成了生产能力，所以生产能力无限扩大遇到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因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问题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是马克思主义《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古典的传统的经济危机。一方面是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即使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工业和中国的经济也得调整，不可能保持2008年高速增长的格局。
这种过剩的情况中首先看增长的情况，增长最慢的是煤炭2007年比2001年增长了一番，增长了一倍，从12.5亿到25亿吨原煤。其它的都增长超过100%，最高是轿车的生产能力增长了500%，氧化铝的生产能力增长了500%，炼钢生产能力增长了400%。举个典型例子，我们的纺锭棉纺、麻纺、毛纺都在内，当朱熔基总理当总理时期是4400万锭，最后淘汰了550万锭，2001年中国是3850万锭，但是到去年年底，中国纺锭的生产能力是1亿200万锭是2001年朱熔基总理当总理时期的三倍，所以纺织品卖不动，打折多。商场逛的多买的人很少。中国的纺锭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增长了将近300%。这种情况是整个的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又与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需下降叠加在一起，导致出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工业总产值急剧下跌。中国工业生产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过剩的原因是如果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新增的劳动人口会消化一部分，但是生产能力增长的几倍而我们人口增长了4.2%。人们需要改善生活水平，城里人衣食住行有了改善，农村人也有所改善，但是遇到了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这是中国最大的结构不平衡的问题。
农民提供的商品、卖出的商品，获得的现金，或者是外出打工赚的现金难买工业品，买不了这么多。扣掉折算的收入之外，农民真正的年均纯收入人均就2、3千元钱，我们的工业销售量至少在15万亿，农民消化不了这些工业品。
第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不合理，企业总体的税负偏高。企业缺乏自我积累、推进改造的能力。二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合理，在社会产品增加值中劳动所得偏低。2000年工业制造业增加值中工资增加值比重占7.2-7.3,到2007年工资增加值比重占6.8。大平均的工资比重降了4到5个百分点，当所有制关系都发生变化之后，资本在增加值中资本所得偏高，劳动所得偏低。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工人的工资低买不起东西，最后你工厂生产的东西卖给谁，这也遇到了实现的问题。三是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分配不合理，没有转化为公共所得，其中一部分成为集团利益。就是你在哪个垄断行业，你的工资，你的福利，你额外的各种消费肯定要比其他社会平均工资要高得多，我们国有监管部门、财政部门没有有效的把这部分垄断行业超额利润拿到国家的手里，成为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样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支付能力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导致商品过剩及实现的困难。衰退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整个企业可能要面临关门的危险。
第四个问题，关于产业振兴对结构调整的要求和影响。产业振兴规划到底反映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上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应当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变。我们讲产业结构调整要解决什么问题？两个目标。第一，消除结构性短缺或者是结构性过剩，实现市场供求平衡，保持协调发展。第二，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企业、地区转移，提高竞争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认为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振兴规划所要求的重点是在第二点。必须是把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和目标。即使是消费短缺也要靠提高效率，比如煤炭短缺，电力发电承受不了怎么办，要靠降低电耗。比如说钢铁涨价了怎么办，要在下游的机械加工制造业降低的钢材消耗、改变商品结构，调整效率来解决短缺问题，过剩问题也靠提高效率。没有效率的要淘汰出局，这样才能解决相对过剩。因此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在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第二，产业振兴规划今后在所有的除了物流产业之外其它九大产业都提出了要下决心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我们认为扩大内需不可能也不应当救活所有的企业，在反周期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批落后的企业被淘汰出去，这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是倒退。每次经济周期到了复苏和繁荣的阶段，总是生产力先进更具有竞争力的活得更好，存活下来了，没有竞争力的就淘汰了。所以必须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下决心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这种落后的生产能力从局部看可能会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从全体来看降低了整个国家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具有合理性。当然这受到了现行的财政体制的制约，有可能县级以下、地市级以下可能是靠这个作为收入来源。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比如我们认为现在中国需要5亿吨钢，但是不需要再加炼钢厂，尤其是华北地区集中了这么多的炼钢生产能力。如果是前几年相对短缺的时候，上了一些小钢厂，现在不短缺了，现在淘汰的是耗能高、耗水高落的后的钢铁生产能力，向大钢铁企业集中。水泥也是这样，我们需要13亿吨的水泥，不要像现在这么多的小水泥厂，以300公里为合理的运输半径，来建像海螺这样的高现化代的日产熟料4千万吨到5千万吨的企业，最终将水泥做成粉末厂可以分散一些，运输半径合理一些。同样没有像中国这样搞石化工业的，除了西藏之外，海南岛可能没有，几乎29个省市有石化企业。缺一个地区2.5亿吨的炼油能力，现在我们最大的企业产量不超过2000万吨，没有像中国这样干石化，为什么中国的汽油降不下来，很大一部分我们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下不来。中国必须要对这些资源密集型的企业进行重新的洗牌。
这次产业振兴强调了优化布局地区结构。第一，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坚持差别化、特色化的原则，突出特色。没有特色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就没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第二，钢铁、石化资源密集型产业除了在资源丰富的地区，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经济指标发展之外，应该向沿海、沿江交通运输便利的地区集中。这种大运输量、依靠进出口的产业都要建在沿海、沿江地区，全世界65%以上的GDP不超过海岸线的50公里，中国海岸线沿江沿海地区的GDP也在60%多一点，这是规律。第三，轻纺工业的调整，沿海地区以发展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产品设计、贸易和技术服务，一般轻纺产品逐步向劳动密集型丰富的中西部特别是中部转移。产业振兴规划中现在沿海地区面临的问题是产业升级，改变了大量的劳动力向珠三角、长三角流动的局面。第四，产业重组的过程中，一些地区主动应该放弃和退出不具有比较优势或者竞争优势的产业。当然最终如何来配置空间布局，主要是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同时，有政府的宏观政策的引导和国家的市场准入标准。
第五点，关于生产要素集中化问题。市场竞争的结果，生产要素必然向优势企业集中。尤其是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火力发电、建筑材料、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等，这些行业不适合办不具有规模效应的小企业，像军工需要的特种钢、少量的特种钢之外，一般的像现在的产业振兴规划当中300米下的高楼，新上的少的也在4000立方米的大高楼，生产要素集中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过程中一种必然的现象。发电厂也是这样，我们逐步地都建到30万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组，淘汰小火电机组，光这一项我们可以节省发电15%到20%。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提高基础产业进入门槛，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有大企业集中会不会抑制了民营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法律和政策上看这不构成障碍，问题是这些行业如果要进入的话要符合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我们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还是生产力迁就落后生产力的要求，如果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民营企业进入有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从家族独资形态转向资本多元化和社会化，这样才能解决单个私人资本不足的矛盾，以适应基础产业由技术构成所决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高、资本投入强度大。资本产权关系需要发生变化，你必须要走社会化，如果你又想干又拿不了这么多钱，也可以走上市的道路，上市也是一种社会化。第二个转变，在资本多元化、社会化条件下，民营企业必须实行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吸引不具有血缘和裙带关系的外聘的专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委托代理制，以克服家族治理资本社会化大型企业的局限。
第六，关于生产社会化问题。我们前面讲资源密集型产业必须要做大，而对于加工组装型企业要做强首先要做“小”。当然，这是通俗的讲法，我们讲“小”是要进行专业化分工，在加工组装型的企业没有专业化分工就没有真正的大企业。我们的加工制造企业好象几千人，但是你销售额并不大，你是大而全的，而且是你自置的零部件比例太高，包括我们的一汽、上汽、东风都是这样的，自置的零部件企业高达60%以上，而国际上的大厂商自置力都不强，75%都是外购的。这样的大量的小的专业化的零部件厂，成为了大企业、龙头企业的配套体系，这是做到小企业大规模生产，而且是保证了质量稳定，而且可以降低采购成本。中国的汽车物化的劳动成本和美国、日本没有区别，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日本的不到他的1/10，中国的汽车成本要高于他，当然有关税、国家定价的问题，这说明了我们的降价空间还非常大。怎么降，必须要降低你整个加工制造业过程当中的成本，而这种成本不要盯着老想把工资压得很低，如果我们采取专业化的分工，我们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第七，产业振兴有一个专门发展物流业，我这里综合讲要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是从工业企业分离出来的专门为工业生产服务的企业。包括设计、安装、原材料、零部件采购、仓储配送、产品整理、包装，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的服务业。还包括市场调查、会计、法律、企业经营管理咨询等等，我们除了发展传统的商贸、旅游、餐饮服务业之外，尤其缺乏的是具有一定知识和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而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大量隐形或者是藏在企业的内部，要进行一次新的剥离，像我们80年代剥离企业的幼儿园一样，剥离企业辅助性的工人，由专门的社会化的组织来干这样的事，这样可以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整个的经营效率。
我曾经调查北京的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为ABB开始做产品的整理、清理、包装、运输等，后来到工具材料的零部件配送，最后按照要求做成信息化的软件，能够把信息化的管理和加工制造业连接起来，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地送零部件到车间工具台，这样的直接生产成本就降低了8%。这些需要有专业技术去领头，需要专业受到训练的大学生去干，这么多的大学生就业不可能都到政府、大公司，这是受过训练的新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包括物流，我们现在有迂回的空壳运输，我认为除了我们的运输整个运输结构有问题，很大一部分是物流的信息的问题，必须有专门的区域性的、全国性的和分不同物流运输手段的专门的信息收集、整理发布，这样才能使运输的公司能够即使得到我运货到一个地方去，回来我找谁运什么样的东西，这样才能节约了社会劳动。现在需要工业化与信息化，工业生产与服务业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这种服务业成为一个新的就业领域，又能够大大提高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关于结构调整，到底靠谁？国家发布的产业振兴规划，它只是一个纲领性、指导性的文件。真正的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因此这种结构优化升级，你必须仍然是要依靠企业来干。另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仍然要判断你的供求关系来决定你的投资，价格和利润来调节行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来决定市场的酬劳，这是基本点。
政府在贯彻实施产业振兴规划当中，主要不是招商引资去跑项目，而是要创造条件，政府要制定市场准入规则，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利用财政与税收来调节投资方向。另外是维护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五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在产业振兴过程中或者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后破产的企业的下岗职工，政府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失业保障、失业再培训、失业再就业，这是政府的责任，这样才能促进企业去按照效率的原则进行调整。六是政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是打国际官司，包括像世贸组织申诉和反诉，包括这次商务部派团到俄罗斯去解决所谓市场的关闭问题，这是政府的作用，这是在贯彻落实产业振兴规划当中政府应该干什么。
最后再讲一下技术创新的问题。我前面讲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是实体经济有问题，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因为科技进步进入了新的相对缓慢的周期。我们回想20世纪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科技发明，它的基本原理、科学原理都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奠定了。包括现在发射的航天器，不是建立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电磁的原理，还是建立在法拉利的电磁学的原理上。20世纪是技术进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技术的进步很快，但是科学理论基础并没有像17世纪、18世纪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现在学的物理、化学基本原理是200年前奠定的。现在说摩尔定律，18个月集成度提高一倍，18个月成本价格降低一半。这不是定律了，是描述了那个阶段性的现象。所以，IT技术现在在放缓。我2月份去美国的硅谷看，现在他的风险投资公司也找不到好的支持的对象。所以，这次发达国家也处在新技术在孕育准备的阶段，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时间差，还有差距，至少差15年。发达国家目前达到的技术，我们很多还没有掌握，因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做小学的算术题，甲船以每小时30海里的速度前进，乙船以每小时40海里的速度，问乙船什么时候追上甲船。我们就是这样的差距，凡是发达国家能干的飞机，航天站，精密精细的仪器仪表，包括大型的化学所干的材料，他们能干的我们10年之后也能干，他们也在进步，但是我们进步得更快，这样我们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便宜，就得发挥比较优势。而中国是一个大国，既要发挥比较优势，也要培育竞争优势，我们必须避免产业结构高不成、低不就的阶段。我们要坚持发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能放弃。我们的产业不同于日本、不同于中国的台湾，不同于韩国，他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大陆上，不可能让他转走。同时我们要发展高技术产业，要高也成、低也就，我们必须坚持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并举。
因此现在有人讲，过去我们三十年是以市场来换技术，实际上对促进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有作用，但是不可能换到真正的最前沿的一流的技术。谁获得了最前沿的技术就获得了超垄断的地位，因此留一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不能长期建立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基础上。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技术创新还没有完全摆脱科技创新与企业的生产、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状况。即使是有863计划的实施，但是863的成果没有体现转化为产业化和工程化。因此，我们认为需要调整中国科技创新的路径，必须是需求牵引，你想干什么，要提出明确的目标而不是跟踪牵引。第二，要有工程依托，像如我们把宇航员送上天，一个、两个、三个，这就是需求牵引。神舟五号、六号、七号工程，登月工程。最后谁来干，科学院的研究所干不了，大学干不了，必须是航天集团。这是企业化的，一家干不了要靠社会分工，1万个零部件我可以靠1万个企业、1万个单位来做，这是社会化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后要协调各个部门的利益关系，政府光投钱不行，必须要找到有效的扶持的路径。最后是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这里面最简单的是动车通车之后，有人说中国动车CRH是中国高速铁路的缩写，有人说是中国耻辱的缩写，刚刚开始通车的时候你只好去买零部件来组合，之后再消化，现在的西门子说中国是侵犯德国的知识产权，我买你的后来我消化、吸收、改进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才有可能造高速铁路的机车，在吸引、消化基础上来培育中国的高速铁路的制造和建造的能力。昨天我看电视，中国的北车集团已经开始出口高速铁路的车身机车了，这是第三条引进技术和消化技术、再创新。这可能是一种捷径，我想通过十年的努力，到2020年中国整个工业的技术状况、产业结构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大大缩短。
最后一点，技术创新需要有一种精神，需要有一种文化，需要有一种机制。第一，我认为要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机制，来抑制投机资本。如果是房地产的超额暴利谁还去搞创新，大企业可以拿标王拿40亿去买一块地，小企业赚了钱可以炒几套房子，谁在搞技术创新，因为中国没有平均利润率机制，房地产暴利大家都想取得。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名义上是建科技园区，过几年没有成果把土地让出去搞房地产。房地产提高不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必须要把房地产的利润降到和其它行业的利润一样，这样才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第二，需要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危机意识，永远树立有敌人的意识。有人建议改中国的国歌，说太乏味了，其实中国的国歌永远提醒我们面临了生死存亡。美国的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是永远在找敌人。冷战时期以苏联为敌推动了军备竞赛，推动了他的技术革命。现在不打仗了，仍然以中国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仍然以中国为敌，没有敌人就没有危机意识。当然不是树敌，要树立永远有一把剑悬在我们的头上，这样才能加强技术创新。还有一种说法所谓工业无国界，而利益制造过程有国界。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如果没有国界的话钱学森等完全可以不回来，在美国干就可以了。科学无国界只不过是美元无国界的借口。
我就讲这些，时间不多就不提问了，仅供大家参考，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