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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第二届中国金融形势与产业发展深度分析会

2007年的中国经济，在连创新高的GDP和CPI增幅中高调收尾。一方面，连续5年的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幅已冲抵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上限；另一方面，美国“次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及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将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将显著增加，这势必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影响。

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偏快和物价涨幅过高等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并要求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与此同时，美联储却一再降息，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央行也紧随其后，并纷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来缓解金融市场压力，这表明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逆向而行，作为对外依存度很高的经济体，中国的货币紧缩将面临空前的压力和挑战。

本届会议将聚焦于金融市场改革与创新以及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在“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政策引导下，如何通过金融市场创新提升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在银行业对外开放背景下，我国的商业银行将如何改善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以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接受国际市场的检验和评估呢？本次会议期望通过专家视角，解读并研判我国经济金融形势以及房地产、能源等重要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此为与会者提供高层次的交流平台。

演讲题目：国有银行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演讲人：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有银行改革的话题真的是太庞大了，要讲三天也讲不完。正好我们的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又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争论期，又将出现一次新的争论，这个争论的起点就是最近我们的中国银监会发布了这么一个监管办法，叫银行控股股东的监管办法，这个办法是3月份公开在网上征求意见的，公布在银监会的网上。
这个管理办法的本意是为下一步的银行改革做铺垫的，前面的演讲嘉宾已经提到了国有银行改革以及各类银行的发展都涉及到金融控股的问题，或者是银行的新的股份制改革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改革之前，我们先要有一个管理办法甚至是一个法规，能够让后头做的事情做得更加好一点。这个件事情的背景是前期的改革在加入WTO以后进展得很快，但是很多改革的细节未必做得好，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和争论，甚至是反对。
这个管理办法出来以后引起了一次意外的争论，有一些争论的内容已经超出了这个管理办法本身所涉及的内容。比如人民网搞了一次这样的网上调查，调查的题目是近日有关机构出台规定，允许外资控制境内中资银行，您对此表示：有四个选项，坚决反对，反对，支持，和说不清楚。这个网上调查的问题，从选项来说设计的非常不错，选项也覆盖的比较充分，但是这个问题有一些误导的倾向，把这个监管办法做了比较片面的理解，就认为它是一个要把国内的国有银行股份出售给外资的一个前奏。
更加戏剧的是投票的结果坚决反对的票占了很大的比例，刚开始的时候占到了80%的票坚决反对外资银行控股国内银行。中间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这种场面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支持的票集中在一个下午投出来了，在这一个下午支持的票从800多一下子增加到了10万多，这个支持票的比例从6%一下子增长到65%，这是第一个戏剧性的场面。
第二个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在第二天，我用红色标志出来的数字，坚决反对的票从46万张变成了8万张，坚决反对票的数字减少了，似乎有人投了负票，同时反对的票也有相应的减少，这是非常意外的两个现象。从后头的数字也可以看到，支持的票也就是在那一个下午涌现出来了十万张在这以后有稳定在16万张的数字上没有增加，这个调查的结果也是非常有点意思的。
这种网络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制订改革政策的人以及我们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经常对媒体发表看法的经济学家也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在这次新的争论上也有一些比较理性的讨论，理性的讨论一些关于银行改革的问题，其中包括20%和25%的规定。
先说反对声音，有人提出来说中国的银行业务对外资开放的程度已经“赶英超美”。我们通常说“超英赶美”，这一字之差说明提意见的人对英美银行业是有研究的。英国的银行业和美国的银行业是不同的。银监会公布的这个条件本身并没有直接涉及控股不控股的问题，只是说如果说外资控股的话，我下一步怎么管理，本身并没有包括外资控不控股的问题。但是读者就往那个方向想了，这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银监会的主席在多次发言的时候，都讲到了一个事情，他说外资控股国内银行没有法律上的障碍。这个话说的是对的，这个话说的是准确的，但是这个话的背后有一系列的解释，在网络引用的时候就经常被省略掉了，再加上最近公布的条例造成了一些人的误解。
还有一些其他的反对意见，因为时间的原因大家可以在我的PPT上看到，我就不再说了。这里面还应该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可能会超越我们经济学者经常关心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情绪被激发了出来这种情绪和影响参加讨论的各方可以坐下来理性的讨论问题，在这次讨论里面也有一些相对来说可以说是过激的语言、情绪化的语言，这种语言不利于讨论问题。
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题目来说，从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来说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和危害，可能会误导一个国家的政策走向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对抗，一种对国际化的阻力，对资本主义对抗的一种极端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好的。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经常说南美某些国家在这种事情上已经走进去了多年，再也走不出来。在别的一些国家也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我们再把话题拿回来，再说理性讨论的这一部分，再看一下实际发生的事情，迫于网上这么多的反对意见，有谁对这个法规做了一个解释呢？我们的银监会对刚刚公布的征求意见的办法做了一些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解释了这个法规本身，强调这个办法本身并没有和以前的法规有任何的冲突，以前的法规规定单个外资金融机构持股国内银行的比例不能高于20%，所有外资持股不能超过25%，这两个规定是要坚持的，是对法规本身做的解释。同时也对立法的动机做了解释。
这个解释看来是过于简单了，对于我们的这一场讨论，这一场刚刚开始的讨论，对反对者提出的很多的办法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我在这里对一些问题首先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帮助大家对银行业的改革做一些理解。
我们看一下国际的两种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英国，英国的银行业相当开放。刚才我们莫行长提到了澳大利亚的银行业和中国的银行业很像，英国的银行业也是这样的，有四家或者是五家的大银行，所以我们说的四大对于英国人很容易理解，在他们的词汇里就有这个词，叫做big five或者big four。在他们的大银行里面我们知道最大的就是汇丰银行。它现在是一家注册英国的银行，这家银行曾经是注册在香港，作为一个香港的银行并购了英国的四大银行之一，米德兰银行。这个并购案说明了一件事情，英国的银行的开放度很高，即便是大银行也是可以让外资来兼并的，彻底的兼并掉的。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原有的米德兰银行的标识。
其次就在不久前，大约在一年以前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另一家大银行，巴克利银行，被我们的国开行入股，虽然占股并不高，但是已经是相对控股的地位。还有北岩银行。它受到了次贷危机的影响，向全球各地的银行寻求合作，希望有别的银行来入主，它特别找了中国的银行。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伦敦之所以能维持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它的开放性是非常有关的。对于一个金融体系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健全的游戏规则，只要有了这一套好的规则，那么对这个体系来说，越开放对它来说是越好的。
作为一种英美之间的对比的话，这种好的状态英国做到了，但是美国实际上远远没有做到。英美在法律体系上，在经济体制上是相当接近的，我们经常把他们说在一起。但是在金融领域里面，他们差别很大，特别是在银行体制方面，他们的差别非常的明显，哪个好，哪个坏，我觉得是可以很明显的判别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考察银行体系好坏的一个标准就是金融稳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北岩银行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受到了挤兑，这次挤兑在媒体报道里是这样说的，“英国140年来首次出现了银行挤兑”！我们从另一面可以看到英国这样的银行体系有多么的稳定，在稳健方面做得是很好的。在这140年里面美国发生了多少事情，多少次危机，有多少家银行早就已经销声匿迹。
我们对于美国的体制，我们对于它的不稳定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原因。美国的银行体制并不值得我们去效仿。封闭自己的银行业，制订比较高的门槛给国外的投资者，这并不能保证银行业稳定。一个银行业稳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套健全的游戏规则，只要有了这套规则，这样的银行体系越开放对它来说是越好的。
我们还要汲取一些教训，我们千万要注意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就是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能够走一些前人走过的或者是没有走过的捷径。在银行业里面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我们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上，比如说在分业和混业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些弯路，在一些产品的设计上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而且我们在现在还正在讨论的一些事情上我们可能还要走别的国家已经走过的路，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了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不好的。而且金融体系的演变，银行体系的演变跟其他的制度演变有一个共性，叫做路径依赖。今天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一旦我们作出了这个选择，在未来一些年里面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这它，直到我们遇到下一次选择的机会。
美国的很多学者和金融界的从业者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银行体系有很多的弊病。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性的存在，他们也很难改变美国银行体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固有的弊端。在中国要作出一些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不好的思潮，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民粹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我们很难批评，因为它总是和爱国主义混淆在一起。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些可能会误导我们的，一种被称为阴谋论的理论。它已经来到了中国。阴谋论在美国的历史上也发挥了作用，他甚至是误导了美国银行业的曾经的制度建设。金融阴谋论对美国的银行体系的建设是很有危害的。今天我们要做出的选择正好和美国当年遇到的情况相吻合。
我在这里提到了一个宏大的话题即便是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也不能把他们充分的展开。我们回头来看一下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早些年我个人也写过这样的报告，说国有银行的改革和银行的开放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关联：如果改革落后于开放，我们的银行业就会存在风险；落后的越多，风险也就越大。
其实我就是担心我们的国有银行竞争不过新进来的外资银行，而国有银行的倒闭会对中国的经济体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我们最早的对开放的一种恐惧，连我本人都有。所以我们的银行的改革的策略就是要先改革再开放，我们建议走这样的路，我们制订方案的时候倾向于这么选择。但是这条路是不成功的，我们回顾我们的改革史的话我们可以详细的发现这一点。沿着这条路的银行改革进入了一种类似死胡同的境地。如果我们给银行体系更多的自主权，就容易出现金融秩序混乱，如果我们给他更少的自主权就履行不了金融的职责，就不能有效的把储蓄转变为存款，这种思路早就进入了死胡同。
我国进入了WTO以后我们的银行业不得不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银行业才真正的开始改革，我们的改革才真正的从银行治理结构的层面上开始发生作用，这是我为改革历史的简要的回顾。我不想回顾的过多，过细，我只想强调的一点是银行业的改革实际上是被银行业的开放推动着，这种推动既有所谓的鲶鱼效应，你碰到了威胁以后更加注意提高自己的能力或者是竞争力，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效应的存在，当外资银行成为本土银行的股东的时候，他们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经验，而且可以提供方法论的实际的指导。
在此之前我们的每一家国有银行都花了不少的钱去购买国外的软件，买他们的管理方法。但是很难说我们买到的技术被我们很好的运用。因为国有银行的问题是出现在机制上，出现在体制上的，而不是在技术层面上。所以我们买来的这种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国有银行真正要解决问题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在治理结构的层面上发生重大的转变。
对未来的银行业务的改革我谈一点点看法的话，有一点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国有银行虽然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革，但是现在仍然存在着一股独大的问题。我们讨论企业的时候经常认为一股独大是一个问题，大股东容易侵犯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好，但是当我们说到银行的治理结构的时候，似乎这种一股独大的做法我们就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问题，至少是一个没有被强调的问题。
实际上在银行体制里面，一股独大的问题也是必须要改变的。一个银行持续的良好的业绩必须来自于良好的治理结构。前面的专家也提到了我们现在银行的利润增长确实很快，是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但是这种增长很有可能和我们的经济周期有关系。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持续的高增长时期，这种持续的高增长会给银行带来很好的利润。问题是经济总会有周期，这个周期会有向上的时候，也会有向下的时候，到了下一轮经济萧条的时候，我们的银行会怎么样，这才是我们金融体系的构造者，银行体系改革的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所要必须应该看到的问题。
我的认为是我们的改革必须要进一步的推进，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我们的经济周期进入一个下行通道的时候，我们的银行体系还是不是能够维持它的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要让过去的那种中国金融体系的跟着经济周期波动，甚至中国的银行体系加剧中国经济波动的情况，再重演。所以我们的银行体系改革必须要推进，而这种改革，还需要开放来推动它。作为政策选择来说，早一点的改革，早一点的开放比晚一点的改革和开放要更好一些，多开放一些比少开放一些要好一点。
至于说上一轮银行改革里面出现的情况，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就是我们的股权卖的价格是否合理，价格本身由市场决定，我并不想为上一轮的股权改革的价格是否卖低了做任何的辩护，我想说的是价格的高低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出售我们国有银行的股权，其次才是讨论价格的问题。
至于上一轮国有银行的价格卖得不好，如果说上一轮国有银行的价格卖得不好的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卖的股权不是一个完整的股权。我们称之为战略投资者的海外投资者实际上不能成为战略投资者，在我们的制度安排里面他们实际上做不了战略投资者，他们可以发表一些他们的看法，但是在现有的国有银行的公司的治理结构里面，我们是一股独大的，重大的决定由董事会来做，是大股东说了算，在这种股权结构里面，除了唯一的大股东，没有什么战略投资者。其他的充其量是财务投资者而已，他们拿到的股权实际上就是一个获得分享收益的一个权利他们并没有拥有影响公司的重大决策的权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拿到的股权实际上是一个廉价的股权，这样的股权卖不出价格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改革我最后还想提到一件事情是改革悖论的一种情形。每一个成功的改革都需要两个条件，需要两个条件的重合，第一个是有改革的动力的存在，使大家愿意去改革，第二个就是我们具备这个改革的条件或者说是改革的时机，需要这两个条件重合一个改革才能够顺利的完全。
但是在现实情况中，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的存在，甚至有一种机制让他们相互背离，这个悖论在银行业里尤其明显。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说就处在一个国有银行改革的最好的时期。银行的利润很高，这种高额的盈利能够用来支付改革的成本。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了很好的改革的时机和条件的情况下，往往我们的改革的动力不足。这个高额的利润，这个好的表现，有可能蒙蔽我们普通观察者的眼睛，让我们认为我们的银行改革已经改好了，我们的银行已经不错了，我们的银行已经有了国际竞争力了，这种想法往往就是让我们改革的动力失去了。
等到下一轮经济萧条的时候，当我们的银行的绩效表现变差的时候，当我们有了改革的动力的时候，就不是我们改革的良好时机了。这就是改革悖论，这个不仅仅在中国存在，在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经济体制里面都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